2016年12月14日 星期三

新書面世:紅隊測試

20161214

原文書名:Red Team: How to Succeed by Thinking Like the Enemy
作者:米卡.岑科(Micah Zenko
出版日期:20161215

 
本書作者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資深研究員,國家安全方面的專家。本書闡述軍方、國土安全和情報系統以至民間部門的紅隊作業(red teaming),該概念可追溯至中世紀梵蒂岡負責質疑封聖候選人資格的「魔鬼代言人」。紅隊主要由無畏的懷疑者和扮演破壞者的人組成,他們致力加強了解目標機構或潛在對手的意圖、能力和關注事項。紅隊作業手段包括模擬、探查弱點和另類分析,有助競爭環境下的機構辨明弱點、質疑假設,以及在下一次的突擊行動、惡意網路攻擊或企業併購之前,預見潛在的威脅。

本書利用鮮為人知的案例和對各國紅隊精英廣泛深入的訪問,說明從軍事部門到友善駭客,所有群體都可以利用敵方思維取得勝利。

以下書摘說明「紅隊」及「魔鬼代言人」這兩個詞的起源:

我們所認識的紅隊作業,是美國軍方研擬、改良並整理成系統的,而這絕非偶然:如果說有個組織可以受惠於紅隊作業所能提供的反省和反直覺思考,那一定是軍方。以人命、金錢和政治資本的潛在損失衡量,軍事決策攸關巨大的代價。美國的軍事決策包括決定如何分配巨額的年度國防預算(2016財政年度國防經費約為5,340億美元,而現役部隊有130萬人,國民警衛隊和後備軍人超過82.6萬人);規劃和執行軍事行動(可能危及現役軍人的性命);以及辨明未能達到原定目標的軍事計畫,作出必要的修正。因為美國軍方的許多策略、計畫和日常作業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軍方有巨大的壓力去想清楚、質疑和檢驗每一個重要決定。

如本書稍早所述,「魔鬼代言人」的概念可追溯至中世紀的梵蒂岡。不過,據我們所能確定的資料,「紅隊」一詞源自冷戰時期的美國軍方。此詞可追溯至1960年代,源自賽局理論在作戰模擬中的應用,以及蘭德公司研發、美國國防部的「神童」(嘲笑那些超聰明政策分析師的貶義詞)用來評估戰略決定的模擬技術。紅隊的「紅」是蘇聯的代表色,也泛指對手或敵人。

當然,遠在「紅隊」這名稱確立之前,美國軍方已經在使用紅隊作業。不過,紅隊作業這概念顯然是在冷戰時期發展成熟、卓然自立的。專欄作家狄克森(George Dixon19635月寫了一篇文章,闡述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如果利用一支藍隊和一支紅隊,協助評估價值65億美元的實驗型戰術戰鬥機(TFX aircraft)合約該給哪一家公司。狄克森生動地描述道:「國防部正在上演一場古怪的競賽,它是從結局倒過來玩的。」藍隊扮演獲得合約的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紅隊則負責提出波音公司才應該獲得合約的理由。狄克森寫道:「麥納馬拉想必熟悉古典文學:他把紅隊人員稱為『魔鬼代言人』。」(本書第二章)

在羅馬天主教歷史上,這個職位的正式頭銜是「助信者」(拉丁文為Promotor Fidei,英文為Promoter of the Faith)。不過,教會和外人常用的說法是「魔鬼代言人」或「魔鬼辯護士」(拉丁文為Advocatus Diaboli,英文為Devil’s Advocate)。如今魔鬼代言人泛指對某些事物持懷疑態度的人,或只是為促進辯論而故意唱反調的人。根據此詞比較靈活的用法,駁斥學生的假設、藉此引起討論的教授,試圖預測對方律師論點的出庭律師,又或者只是想法古怪的人,全都可以稱為魔鬼代言人。但是,在天主教會中,魔鬼代言人一職出現時,是有明確職責的,那便是質疑封聖候選人傳說中的美德和奇跡。

天主教在它的頭一千年裡,封聖程序相對隨意,而且分權給地方教會。地方教會可以根據當地民意冊封聖人,而它們也熱心地冊封了許多聖人,包括殉教者、大力宣揚基督信仰的人,甚至是一些只是特別虔誠的教徒。結果是地方教會冊封的聖人暴增。

西元五世紀,為了令封聖程序變得比較嚴謹,主教開始要求封聖候選人必須有書面簡歷,記錄候選人的生平、美德和奇跡。但是,這些簡歷主要是根據地方的傳聞寫成,沒有經過認真的考究和查證。直到西元九世紀,如一名學者描述,封聖程序「基本上仍是在地社群的自發行動,一如二世紀時的情況。」梵蒂岡當局認為,允許一時的地方民意決定誰能獲封為聖人,正逐漸威脅到教會的中央權威。

到了13世紀,教宗致力直接控制封聖程序,以求鞏固梵蒂岡的權力,並保護聖人地位的神聖性和正當性。西元1234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最著名的事跡為建立宗教裁判所對付所謂的異端者)宣佈教宗對封聖程序的各方面掌有「絕對權力」。經過隨後的改革,教廷確立了封聖的正式框架、標準和程序,並把相關權力集中在禮儀聖會(Sacred Congregation of Rites)。禮儀聖會是樞機主教組成的教廷委員會,負責監督和審查所有封聖案件。在這過程中,「魔鬼代言人」誕生了。

教廷當局引進魔鬼代言人一職,是要這個人從事獨立調查工作,並專門提出異議。魔鬼代言人的職責,包括逐點駁斥支持候選人封聖的證據,並以書面報告概括所有的不利證據。在可能長達數十年的封聖審核過程中,正反面資料都提供給禮儀聖會,最終由教宗作最後決定。也就是說,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向所有人表明,必須引進魔鬼代言人一職,由某位有見識的內部人士出任,授權他站到教會之外,客觀地評估每一名封聖候選人。

隨後多個世紀,這些改革有效控制了封聖程序。1781年,蘇格蘭醫師暨作家摩爾(John Moore)記錄了他到梵蒂岡觀光時看到的簡短封聖辯論:「辯論像一場訴訟。他們假定魔鬼希望阻止人類獲封為聖人。為了彰顯正義、照顧撒旦的應有權利,教廷請一個人負責質疑封聖候選人的資格,這個人因此被稱為『魔鬼代言人』。他質疑封聖候選人及其屍骸據稱產生的奇跡,盡力對候選人言行聖潔的證據提出大量異議。駁斥這些苛責,則是候選人辯護士的責任。」

假以時日,魔鬼代言人不再只是一個正式的教會職位,人們用它泛指好辯的人。而不久之後,梵蒂岡最高領袖決定,魔鬼代言人一職已完成它的使命。1983年,為了簡化封聖程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出宗座憲令(Apostolic Constitution),把封聖需要的奇跡從四個降至兩個,並且撤掉魔鬼代言人這個職位。這些改革的目的,是藉由簡化封聖程序、加快其速度並大大降低過程中的對抗程度,培養一種較為合作的精神。此後約二十年間,若望保祿二世共做了1,338次宣福(beatification)和482次封聖,次數超過之前近兩千年共263位教宗的總和。在降低封聖要求和撤銷獨立異議者一職之後,梵蒂岡變成了某些人所講的「聖人工廠」。因為數量大幅增加,聖人受到崇敬愈來愈少;一名批評者便說:「通膨導致貶值。」因為撤銷了魔鬼代言人這種有數百年歷史的制度上的制衡,封聖程序和結果的健全性均顯著受損。但是,儘管梵蒂岡取消了魔鬼代言人一職,我們不應忘記這項13世紀發明的持久價值。

魔鬼代言人一職,是歷史上「紅隊作業」的首次正式和常規應用。但是,美國軍方要到冷戰時期才首度正式提到紅隊作業,而這種作業要到2000年代才標準化。現在人們所理解的紅隊作業,是一種結構化的程序,以模擬、探查弱點和另類分析為手段,致力加強了解目標機構或潛在對手的意圖、能力和關注事項。雖然紅隊作業隨後在許多不同類型的領域獲採用,並因應各種需求調整應用,人們對它的探索遠遠不足,而許多組織的紅隊作業應用也嚴重不足,包括企業決策層、軍方指揮部、網路安全公司,以及面臨威脅、複雜決策和策略意外的許多其他組織。藉由利用紅隊作業,組織可以得到有關自身做事方式的另類新觀點,有助組織釐清和檢驗未言明的假設,辨明盲點,並且可能改善組織的表現。(本書引言)

3 則留言:

  1. Devil's Advocate 嚴格來說非「代言人」,只是「支持者」。不過我不會迂腐到神經質「每字必究」。此句暗示 [我大致同意(或並不反對)你的觀點,不過我專登駁你,看你如何維護你的理念及如何回應我之反駁]。中國人(=中港台人仕)並不欣賞此種批判精神,他們第一反應是「你來挑釁針對我!究竟是誰派你來找碴?」,they really take it personally ...*sigh*... 中國人大多沒有「對事客觀討論」之文化,一遇反駁,就疑神疑鬼陰謀論, it's actually quite amusing, the paranoia.

    Red-Team 則是較 action-oriented, 不涉個人是否支持某事(即 red teamer 之個人觀點是可支持可反對目標事物),red team 唯一目的是做目標事物之「假想敵」,period. 不過,有得 Red Team,就有 Blue Team,嘿嘿。

    其實 red team, devil's advocate 基本理念也可以是「善」之基礎。將心比己去體諒包容,就少了得理不饒人之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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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997年美國電影The Devil's Advocate在台灣的中文名正是「魔鬼代言人」,這說法可能因此變得比較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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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天主教會對Devil's Advocate 的正式中文翻譯是「列聖審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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