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3日 星期日

Job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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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譯者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工作沒有保障:你固然是自由的,可以拒絕自己不想接的案子,也可以彈性安排工作時間,但你的客戶也是自由的,可以隨時終止合作,畢竟幾乎沒有什麼案子是非要某人做不可,而你也總是有競爭對手;如果有人可以提供大致相同的品質,而且價格比你便宜不少,客戶當然會有理性的選擇。(市場上有家翻譯社,據說要求譯者報價時總是提醒譯者:請盡可能報較低的價格,否則可能接不到案。這固然使不少譯者感到非常不快,但經營者的想法當然是理性的:只要能滿足客戶的需求,我自然是選擇最便宜的譯者,因為這樣我才可以多賺一些。)

Job security的問題,在自由譯者剛入行時通常特別大,因為那時候你通常還沒有穩定合作的客戶。但是,雖然自由譯者如果做得好,一段時間之後通常不會有無案可接的情況(譯書者尤其如此,可以一本接一本譯下去),但其實也很難說就可以高枕無憂,因為合作關係有時看似穩固,其實相當脆弱,隨時可能斷掉。斷掉的原因未必與譯者本身有什麼關係,例如出版社可能突然停業,當然也就不再有書可以給你譯。有時譯者與客戶發生一點摩擦,也可能就此分手。

既有合作關係破裂之後,建立新的關係通常需要一些時間,也需要一些機緣,未必可以「無縫」替補,這當然是自由譯者必須承受的風險。不過,如果你專業上真的可靠,客源枯竭的風險不會很可怕。真正可靠的譯者,客戶通常希望保持合作:編輯換了公司,找以前合作的譯者譯書,是常有的事。譯者若想保住客戶,最重要的不外乎認真做好本份,保持良好的工作品質。如果我是客戶,發現譯者雖然有能力但態度散漫,品質相當不穩定,我當然會不放心,當然會希望找到可以安心信任的譯者。

Job security的問題,不是只有自由工作者才有。現在已經很難有一家公司、一種職業、一份工作可以做一輩子的事了;如果國家面臨財政危機,連公務員也有可能失業。為自己工作欠缺保障而焦慮不安,往往於事無補;認真做好工作並持續充實自己,才是正道。

2017年7月13日 星期四

中國社科類中譯本的翻譯問題

2017年7月13日

譚蕙芸替端傳媒訪問房慧真,當中提到:

//對於知識,她有一種開放性。她寫筆記時會交替使用簡體和繁體字,夾雜日本的「之」字和英文單字;書櫃上,新買的書有三分二是簡體字書,都是一些沒有繁體版,內地出版社有翻譯的海外著作,原著來自英美、土耳其、奧地利、法國、匈牙利、波蘭、哥倫比亞,多談國際形勢、民主發展、全球化危機。枱面現在放着的新書有: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大衛哈維於2001年寫的《資本的空間》繁體本 ;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克里弗德2013年出版的《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簡體本。

我對房慧真說,香港年輕人近年對簡體字抗拒,連帶簡體書也排斥。房表示訝異:「我2000年就開始看簡體字書,因為我看英文不夠快,簡體字讓我看到外語作品。在台灣這邊目前還沒有人會批評說你看簡體字書,大家只會批評翻譯水平問題。我們台灣已經走過了偏激的做法,不會單純去檢查你,不是去拿標籤。」//

台灣讀者確實對中國出版的簡體中譯本有不少批評,除了不滿這些翻譯書肆意刪去中國當局不想看到的內容外,也常批評中國的翻譯品質。日前就有人指出「馬克思唱歌給房東聽」的爆笑錯誤

//1851 2 月,馬克思已經積欠房東摩爾根.卡瓦納的房租兩個星期了……幾個月後,馬克思為了避免被逐出,唱了一首 I Love You 給他的房東聽。」(大衛.麥克里蘭,《馬克思》,291。)
這是一個低級的翻譯錯誤,McLellan的原文是:“A few months later Marx avoided eviction only by signing an IOU to his landlord,” signing 而不是 singingIOU是指欠條,而不是 I Love You 的縮寫。//

當然,台灣讀者批評翻譯品質,絕非僅針對簡體中譯本,ptt網友decorum日前針對史景遷著作台灣中譯本的批評,就很值得參考。

台灣人看簡體中譯本,主要原因可能正如房慧真所言:看英文不夠快,而那些著作台灣並沒有出版中譯本。當然,有些書原著並非英文,而是德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之類,而如果你看不懂原文又不方便看英譯本(未必有),而中國又出了中譯本,那你看簡體中譯本,是很合理的事。

但簡體中譯本的翻譯品質,確實常有嚴重問題,讀者很容易因此接收了錯誤的訊息,或是根本搞不清楚作者想講什麼。碰到翻譯品質太差的中譯本,看完很可能只是浪費了時間而沒有實質收穫。中國當然有優秀的譯者,可惜因為各種原因,簡體中譯本劣譯充斥,是不爭的事實。房慧真看的那些簡體中譯本,當中應該有不少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而這些簡體中譯本的翻譯品質,確實相當不可靠。中國界面新聞的「新譯者訪談」系列,有一集是訪問社會科學類譯者李康,他是學界中人,看得出對翻譯有研究有心得,可是他自己也承認:「目前主觀客觀(條件)都不允許再做翻譯了。」原因不難理解:在學術體制中,翻譯工作不受重視,學者譯書絕對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李康便說:「我從老師的角度,覺得翻譯絕對是有必要的,是造福;但是從學者的角度,做翻譯完全就是奉獻,我自己讀一本書一週就讀完了,可要翻譯一本書就得一年,收入多少、算不算成果那都不說了。」

當然,這不是說學者翻譯本身領域的外文著作,就是品質的保證,因為翻譯需要的能力不同於學術研究,優秀的學者未必是稱職的譯者。我們檢視中譯本的翻譯品質,對照原文和譯文來評論即可。

之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曾找來三本中國和兩本台灣的社科類翻譯書,仔細對照過部分章節的原文與譯文,發現整體而言,台灣的翻譯品質顯著較佳(雖然也有一些錯誤),而中國那三本,有一本翻譯品質尚可,一本頗不理想,還有一本極差。

 
極差的那本是《後現代的狀況(閻嘉譯;2003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原著為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豆瓣有一則讀者評論認為「原書理論很好,翻譯實在超級爛」:

//大衛哈維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本來對該書中關於“時空壓縮”這一概念很感興趣,但是通篇讀下來,翻譯者的水平可謂爛到了家,列斐伏爾的空間的生產,翻譯成空間的產品,還有很多地方,大段大段的翻譯,不知所云,雲裡霧裡,好端端的一本後現代理論書籍,被翻譯糟蹋成一本垃圾。不僅有大量的錯譯,想當然的翻譯,還有大部分的勉強翻譯。總之一句話,翻譯者的水平完全把這本書給玩壞了。//

我雖然只對照過該書其中一章的原文和簡體譯文,但從我看到的情況看來,這名豆瓣讀者講的是事實,並無誇大。台灣也有少數讀書人莫名地仰慕中國的一切,甚至認為台灣人批評中國翻譯書是「雞蛋裡挑骨頭」,而台灣譯本問題更多、更離譜、更不可靠。但根據我有限的經驗,事實絕非如此。台灣出版的書翻譯品質確實也參差,也有一些可說是離譜,但真要比爛,台灣還是比不上中國。

為免有人說我沒有憑據,以下提供《後現代的狀況》簡體中譯問題的三個例子,供大家參考:

1. ‘People make up their minds about you in around one tenth of a second these days,’ says one image consultant.

原譯:「在那些日子裡,人們又一次十之八九都會在自己心裡把你打量一番,」一位形象顧問說。(簡體中譯本,第361頁)

試譯:一名形象顧問說:「現在人們看到你,只需要十分之一秒就決定了他們對你的看法。」【原譯連簡單的英文都未能正確理解。】

2. Baltimore was essentially a one-beer town (locally brewed) in 1970, but first the regional beers from places like Milwaukee and Denver, and then Canadian and Mexican beers followed by European, Australian, Chinese, Polish, etc., beers became cheaper.

原譯:巴爾的摩在1970年實質上是一個大飲啤酒(當地釀造的)的城市,但當地的啤酒最初是來自密爾沃基和丹佛那樣的地方,接著是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啤酒,再接著是來自歐洲、澳大利亞、中國、波蘭等地的啤酒,啤酒變得越來越便宜。(簡體中譯本,第375頁)

試譯:1970年的巴爾的摩基本上只供應一種(本地釀造的)啤酒,但隨後來自美國其他地區如密爾瓦基和丹佛的啤酒開始出現,然後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啤酒,隨後歐洲、澳洲、中國和波蘭等地的產品也來了,而啤酒也變得比較便宜。【原譯再次無法掌握簡單的英文。】

3. Italo Calvino reports the effect on his own craft of novel writing this way: “Long novels written today are perhaps a contradiction: the dimension of time had been shattered, we cannot live or think except in fragments of time each of which goes off along its own trajectory and immediately disappears. We can rediscover the continuity of time only in the novels of that period when time no longer seemed stopped and did not yet seem to have exploded, a period that lasted no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原譯:伊塔洛.卡爾維諾像這樣報道了他自己的小說寫作手藝的效果:「今天寫出來的長篇小說或許成了一種矛盾:時間維度已經被粉碎了,除了在時間的分裂中以外,我們無法生活或者無法思考每一次沿著它自身的軌道進行又突然消失的東西。只有在那個時期的各種小說裡,我們才可以重新發現時間的連續性,那時,時間再也不會顯得是停滯的,甚至也不顯得是已經破裂,那時是一個延續了決非100的時期。」(簡體中譯本,第364頁)

試譯:卡爾維諾這麼描述他所從事的小說寫作受到的影響:「現在寫長篇小說或許是矛盾的:時間這個維度已經裂成碎片,我們只能在時間的碎片裡生活或思考,而這些碎片沿著自身的軌跡運行,瞬間消失。我們只能在歷史上那段時期的小說中重新發現時間的連續性,那時候時間看來既非靜止不動也非四分五裂,但那段時期只有不到一百年。」【這段稍為複雜一點,原譯譯錯更不稀奇。】

看這種錯誤百出的中譯本,你能期望得到什麼呢?

2017年7月5日 星期三

可能是最後一次談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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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校稿,我之前寫過幾篇文章,本來不想再談什麼,但因為之前發生的一件事,還是很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

事情就是我譯了一本財經書,有個編輯很仔細地改了我的譯文,幾乎每一句都改了,很多句子近乎重寫,然後將審校版發給我,要我再看看是否有問題。我看了一下,指出審校者改壞了很多地方,包括通順的改成彆扭的,正確的改成錯誤的,問出版社是否可以捨棄那個一校版本,改用我原本的譯文。出版社說沒辦法,要求我一一指出一校有問題之處。

結果我花了整整五天時間,共提出了三百多條問題,包括三十多條是審校者把正確的原譯改成錯誤的。出版社採納了我絕大多數意見,將有問題的地方改回去了。整件事非常蠢,因為如果大家真正夠專業,根本不應該發生這種事。對我來說,這過程也是嚴重的煎熬:看著自己其實正確通順的譯文幾乎被逐句細細修改,而且改壞改錯了很多地方,感覺就是自己的文字被蹂躪、被踐踏,自己的專業被羞辱。

出版社為我花了這五天時間提供了合理的補償,但我那種不愉快的感覺,當然難以完全釋懷。當時我在寫給那位審校者的電子郵件中,曾這麼說:「我必須強調:我的譯文不是不能改,我也不是不接受別人改我的譯文,但我無法接受本來正確通順的譯文,被別人改壞了。畢竟這本書的譯者,是掛我的名字,我不想為不是自己責任的事負責。」

我這種遭遇,相信不少經驗豐富的譯者都曾遇過。至於如何避免這種情況,老實說我沒有萬全之計,因為譯者總不能跟出版社說「我的譯文不能改」,而譯者總是有可能遇到自以為是的離譜審校者,肆意亂改你的譯文。他幾乎逐句修理你的譯文,即使你有機會提出意見,也可能像我這次那樣,受到很大的煎熬。

我向來對那種「翻譯沒有對錯,孰好孰壞見仁見智」的說法非常反感。譯文的好壞對錯,確實會有難以評斷的時候,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原文含糊不清時,在文學翻譯中尤其容易碰到。但在實用性文字的翻譯中,只要你有正常的判斷力,譯文的對錯好壞往往相當明確,根本不能說是見仁見智。一個人審校譯稿,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不能降低譯文的品質:不能將正確的意思改成錯誤的,不能將通順的改成生硬費解的。即使你的某些修改改善了譯文,你改壞了譯文仍是造成實質的傷害,是無法功過相抵的。

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審校者必須對譯者有基本的尊重,譯文不用改就盡可能不要改。文字通順、意思正確的譯文,你為什麼硬要改成你喜歡的模樣呢?你不是譯者,不是嗎?你如果真那麼厲害,可以顯著改善譯文也就算了,但你改完反而顯著變壞了,這算什麼呢?

我寫這些,很可能也是白搭。但我還是想重申之前講過的話:「一般情況下,譯者是花了最多功夫理解原文的人,而認真的譯者也必然會盡力去想出最合適的表達方式,所以校稿者不要輕易否定譯者的判斷;明顯的筆誤或理解錯誤,當然可以逕自改之,但如果你委託的譯者真的可靠,這種錯誤不會很多。」

2017年6月30日 星期五

新書面世: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

2017630
原文書名: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作者: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
出版日期:2017629


這本書內容十分有趣,原書名直譯為「數學毀滅性武器」,是將大數據年代普遍應用的數學模型(演算法)比作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s)。
作者將本書獻給弱勢者。她顯然非常在意演算法加劇不平等的問題,這一點她在本書結語中講得很清楚:
//在這趟虛擬的人生旅程中,我們到訪了中小學和大學、法院和職場,甚至還有投票站。一路上我們看到了數學毀滅性武器造成的破壞。它們承諾促進效率和公平,但扭曲了高等教育、加重人們的債務負擔、促使國家囚禁大量人口、幾乎一有機會便打擊窮人,而且還損害民主。由此看來,合理的做法是逐一消除這些數學毀滅性武器的殺傷力。
問題是它們環環相扣,互相配合。窮人比較可能得到較低的信用分數,住在周遭都是窮人的高犯罪率社區。邪惡的數學毀滅性武器一旦掌握這些資料,便會向這些窮人不斷放送掠奪式廣告,誘使他們申請次級貸款或報讀營利至上的學店。這些系統也會派出更多警察去逮捕犯法的窮人,並在他們罪名成立時判處較長的刑期。這些資料會提供給其他數學毀滅性武器,而它們將斷定這些人風險較高(又或者是容易掠奪的目標),進而限制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提高他們的房貸和汽車貸款利率,以及你想得到的每一種保險的保費。這會進一步壓低這些人的信用評等,製造出一種致命的惡性循環。在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世界裡,當一名窮人正變得愈來愈危險,必須付出愈來愈高昂的代價。//
本書雖然是講數學模型的應用問題,但不涉及難懂的技術細節,所以一般讀者都看得懂。以下摘錄本書引言的一個案例,從中可以看到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一些特質:
//2007年,華盛頓特區新市長芬提(Adrian Fenty)決心改善該市表現不佳的學校。他的計畫大有道理:當時在華盛頓特區,九年級之後每兩名高中生只有一名能順利畢業,而八年級學生數學成績達到該年級標準的只有8%
當時當局的想法是這樣的:學生學得不夠,是因為老師沒做好教學工作。因此在2009年,當局推行一個方案,目的是開除表現最差的一批教師。這是全美各地有問題的學區的一個趨勢,而站在系統工程的角度,這種想法極有道理:教師的表現必須接受考核,表現最差的教師必須離職,表現出色的老師則應放在他們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的位置。採用數據科學家的說法,這麼做可以「優化」學校系統,而這理應可以改善學生的成績。除了「壞」老師,誰會質疑這種做法呢?當局開發出一套名為IMPACT的教師評價系統,然後在2009-10學年結束時,華盛頓特區將表現最差的2%教師全部炒掉,翌年再炒掉5%的教師(206人)。
教五年級的韋索奇(Sarah Wysocki)看來完全不需要擔心。她在麥法蘭中學(MacFarland Middle School)只是教了兩年,但已經得到校長和學生家長非常好的評價。有人稱讚她很關心學生,還有人說她是「我見過的最佳教師之一」。
但是,2010-11學年結束時,IMPACT系統給韋索奇打了一個很差的分數。問題出在一個名為「增值模型」(value-added modeling)的新評分系統,該系統的目的是測量她教數學和語言技能的表現。增值模型由一種演算法產生分數,而該分數占她得到的總評價一半,結果完全抵銷了學校主管和學生家長對她的好評。因為韋索奇的IMPACT總分數達不到最低標準,華盛頓特區教育局只好炒掉她(另有205名教師因此失去教職)。
韋索奇看來不像是被迫害或遭報復。事實上,教育當局的做法有其道理。畢竟學校主管可能是壞老師的朋友,可能喜歡他們的作風或表面上的熱忱。壞老師確實可能裝得很像好老師。因此,一如許多其他地區,華盛頓特區決定盡可能防止人的偏見影響老師得到的評價,而辦法是倚重客觀數據: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測驗分數。教育官員表示,數字將說明一切,而這是比較公平的做法。
韋索奇當然覺得她得到的分數極度不公平,而她希望知道分數是怎麼來的。她後來對我說:「我想沒有人明白那些數字。」一位好老師怎麼可能得到那麼差的分數呢?增值模型是在測量什麼?
嗯,韋索奇發現,事情相當複雜。華盛頓教育當局請了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數學政策研究(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當顧問,負責建立教師評價系統。該組織必須解決的難題,是測量華盛頓特區學生的學習進度,然後估算學生成績之進步或退步多大程度上是拜老師所賜。這當然不容易。學者知道,學生的成績受許多因素影響,包括學生的社經背景,以及學生是否有學習障礙。評價教師的演算法必須顧及這些差異,而這也是這些演算法變得非常複雜的原因之一。
估算一名教師一個學年下來對某些學生產生多大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事。韋索奇表示:「教與學的過程受很多因素影響,要一一測量是非常困難的。」此外,藉由分析25名或30名學生的測驗成績來替一名老師的教學表現評分,在統計學上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可笑的。因為出錯的可能性非常多,這樣的樣本規模實在太小了。
同樣重要的是,統計系統需要回饋:如果系統脫離了常軌,系統管理者必須藉由某種方式了解情況。統計學家利用失誤的情況調整他們的模型,力求模型變得更「聰明」。如果沒有回饋,統計系統可能持續產生錯誤而且有害的分析,而且一直無法從自身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數學政策研究設計的評分系統認定韋索奇和另外205名教師為失敗者,教育當局便開除他們。但這個系統如何知道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呢?它不會知道。系統本身認定這些人是失敗者,當局於是認定他們是失敗者。206名「壞」老師被開除了。光是這事實似乎便證明增值模型非常有效,因為這顯示華盛頓特區正在清除表現不佳的教師。系統不尋找真相,分數本身便代表真相。
韋索奇得到的評分低得驚人,但她找不到一個可以向她解釋原因的人,這件事本身很能說明問題。數學毀滅性武器產生的結論,有如演算法神祇發出的命令。模型本身是個黑箱,其內容是相關業者極力保護的商業機密。顧問公司如數學政策研究因此得以收取較高的費用,但這還有另一種作用:相關業者認為,如果被評價的人不知道自己得到的評價是如何產生的,他們比較不會試圖鑽系統的漏洞。他們將只能努力工作,遵守規矩,然後祈求系統懂得欣賞他們的努力,給予好評價。但是,如果細節不公開,人們也將較難質疑或抗議系統產生的評價。
儘管如此,韋索奇清楚知道,學生的標準測驗分數是評價系統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而她懷疑這當中有問題。她任教於麥法蘭中學的最後一年開始前,她很高興看到她將教的五年級生在上一學年的標準測驗中表現意外出色。她的許多學生來自巴納德小學(Barnard Elementary School),而該小學高達29%的學生閱讀成績被評為「高級」,是學區平均值的五倍。
但是,學期開始後,她發現許多學生連閱讀簡單的句子都有困難。頗久之後,《華盛頓郵報》和《美國今日報》的調查發現,該學區內41間學校(包括巴納德小學)的標準測驗答案卷擦改的比例相當高,而這意味著這些學校測驗作弊的可能性較大。在當中一些學校,高達70%的班級有作弊的嫌疑。
這與數學毀滅性武器有何關係?容我一一說明。首先,教師評價演算法是改變教師行為的有力工具。這正是這些演算法的目的,而在華盛頓特區的學校,它們既提供獎勵,也準備懲罰表現不佳的教師。教師知道,如果學生在標準測驗中表現太差,他們可能飯碗不保。教師因此有強烈的誘因確保學生在測驗中取得不錯的成績,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濟大衰退打擊就業市場的情況下。在此同時,如果他們的學生表現出色,教師和學校主管有望獲得高達8,000美元的獎金。 如果你考慮這些強大的誘因和相關證據(許多學校的答案卷擦改比例相當高,學生測驗分數也異常高),你會有理由懷疑四年級的教師出於恐懼或貪婪,竄改了學生的答案卷。
我們因此有理由相信韋索奇所教的五年級生上一學年的測驗分數,因為有人做了手腳而被人為推高了。果真如此,他們本學年結束時的測驗成績將使他們看起來顯著退步了,而他們的老師將因此被視為表現不稱職。韋索奇確信這正是她遇到的情況。這理論符合家長、同事和校長對她的評價(也就是她確實是個好老師),也可以解開疑惑。韋索奇有很好的理由提出申訴。
但是,你無法向數學毀滅性武器申訴。這正是這種武器威力驚人的原因之一。它們不聽人講話,也不會屈服。它們不但不理會你的討好、威脅或誘騙,也不會聽你講道理──即使它們用來推出結論的資料顯然很有問題。沒錯,如果自動化系統顯然因為系統問題而不斷出錯,造成令人尷尬的情況,程式設計師確實會調整演算法。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程式將產生堅定的判斷,而運用它們的人遇到有人抱怨時,只會聳聳肩,就像是說:「嘿,要不可以怎樣?」這恰恰是韋索奇最終從學區官員那裡得到的回應。
你看到這當中的矛盾了嗎?某個演算法處理了一些數據,估算出某個人不適合聘用、將會借錢不還、將參與恐怖活動或教學表現不稱職的機率,然後根據該機率算出一個分數,而該分數可能令當事人的生活天翻地覆。當事人試著反擊時,「很有意思的」反證無法證明自身清白,因為當局僅接受確鑿的證據。我們將一再看到,在證據標準這一點上,當局對數學毀滅性武器受害者的要求,遠高於對演算法的要求。
韋索奇對自己遭開除震驚不已,但她僅失業數天。 因為很多人(包括校長)願意替她的教學表現作證,她很快便在維吉尼亞州北部某富裕社區一間學校找到了教職。因此,拜一個非常可疑的模型所賜,貧窮社區的學校失去了一名好老師,富裕社區一間不會根據學生的分數開除教師的學校,則得到了一名好老師。//

2017年4月25日 星期二

書摘 - 巴菲特遺囑中的投資指示

2017425

原文書名:Warren Buffett’s Ground Rules: Words of Wisdom from the Partnership Letters of the World’s Greatest Investor
作者:傑瑞米.米勒(Jeremy Miller
出版日期:2017426


 以下摘自本書第三章:

共同基金產業因為指數基金這種新競爭者的出現,多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馬車鞭」產業?這個問題近年顯得更加重要,因為絕大多數基金的績效不如費用較低的指數基金。誰會想支付較高的費用,換得較低的報酬呢?

當然,能長期打敗大盤的專業投資人可以創造巨大的價值,市場總是渴望他們的服務,無論他們是以共同基金、合夥投資、對沖基金或其他方式管理資產,無論他們持有多少檔個股。即使只是績效略優於大盤,假以時日,在複利的作用下也能產生巨大的好處。但是,自己投資或透過積極型(主動式)共同基金投資的人,投資績效多數不如大盤。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確實可能得到優於大盤的績效,但也必須冒實際績效不如大盤的顯著風險。

巴菲特的遺囑彰顯了他對這問題的看法,以下是他在2013年的致股東信中的說法:

……有些人靠提供投資建議和替人執行交易賺錢,他們將不斷慫恿散戶和法人積極調整投資組合。因此產生的「摩擦成本」可能相當大,而這對投資人整體而言是沒有好處的。因此,你最好別理那些喋喋不休的話,盡可能降低費用,像投資在農場上那樣投資股票。

必須補充一點,我以我宣揚的投資方式管理自己的資金:我在這裡所講的,基本上就是我在我的遺囑裡的一些指示。我有一筆遺產是將一些現金交給受託人管理,而受益人是我太太。(這筆遺產必須是現金,因為我持有的全部波克夏股票,將在我的遺產結算後十年間全數捐給一些慈善組織。)我對受託人的指示再簡單不過了:拿10%現金購買短期政府公債,另外90%投資在費用非常低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基金上(我建議投資在先鋒公司的基金上)。我相信這個信託基金的長期投資績效,將優於支付高費用、請經理人管理資產的多數投資人,無論他們是退休基金、法人還是散戶。

如果你沒興趣、沒能力或不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管理自己的投資,那便應該投資在大盤指數上。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的唯一理由,是你相信自己或你選擇的投資經理人,將能打敗「什麼都不做」的策略。

譯書期間寫的一篇文章:巴菲特的姑

2017年4月23日 星期日

新書面世:我在彼得.杜拉克身旁的一年

2017423

原文書名:A Year with Peter Drucker: 52 Weeks of Coaching for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作者:約瑟夫.馬齊里洛(Joseph A. Maciariello
出版日期:2017425


這是我第一次譯與杜拉克有關的書。本書不難讀,有不少內容觸動我,例如以下幾則:

錢錢錢

我認識這個有錢人很多年了。去年我在賓州演講時,他也來聽。他是個很慷慨的人。那天講完課,我和他一起吃晚餐。我看著他一直在談金錢、金錢、金錢。我對他說:「你為什麼一直談錢呢?這對你有何意義?你這麼做是為了什麼?」他說:「不追求金錢,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我問他年紀多大。56歲。我問他:「你覺得你的人生有意義嗎?」他看著我,說:「真有趣,我今天早上也問自己這個問題。答案是沒有。沒有意義。」我認識一些非常有錢的人,我認識不少這種人,他們多數是極不快樂的人。好在這種人相當少。我們多數人確實會長大。

知道自己抱持什麼價值觀、知道自己有何貢獻,你就成為一個人,而你的貢獻總是對自身以外的世界。施比受更有福,但你必須知道自己要貢獻什麼,而這是非常困難的。
──杜拉克與班福德對談,科羅拉多州埃斯特斯公園,199389

領袖魅力氾濫成災

坦白講,我不信任領袖。有關領袖的所有議論,都是危險的胡說八道。那是一種逃避,根本不值得理會。20世紀的重要領袖是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他們可能是數百年來最厲害的領袖;這種壞領袖的例子還如此「新鮮」,但仍有許多人渴望出現偉大的領袖,這一點令我非常不開心。我們應該非常害怕領袖才對。我們應該問:「他們主張什麼?他們抱持什麼價值觀?我們可以信任他們嗎?」而不是問:「他們有魅力嗎?」過去一百年間,領袖魅力氾濫成災。……

對我來說,超人執行長沒什麼用。至於企業高層極高的薪酬,我認為那是一種醜事。不討厭金錢的JP摩根1906年說,任何一家組織或公司,如果最高層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20倍以上,那便是管理不善。他拒絕投資這樣的公司。這仍然是一條好法則,而根據這法則,我們國家有很多公司是我不會投資的。……對了,我認識的執行長,我認識不少執行長,他們並不視自己為超人。他們建立團隊。他們是團隊型領袖。
──「管理大師杜拉克」,美國國家公共廣播WBUR電台,2004128

很酸很酸的社會

差不多56年前,也就是1937年春天,朵莉絲和我從英格蘭來到美國。當時很可能正是大蕭條時期景氣最差的時候。之前經濟曾虛弱地復甦,然後在1936年再度重挫。1937年的美國經濟比多數歐洲國家差,但在非常、非常蕭條的經濟中努力適應這裡的生活,使我們異常興奮。……我們來到一個極度蕭條的經濟體。但是,當時的社會是強健的,美國這個國家幾乎完全不羡慕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個正派體面的地方,國民有非常顯著的甜美特質。現在我擔心的不是經濟。現在這個國家令我擔心的,是我們的社會已失去它的甜美特質。這個社會現在很酸(sour),非常酸,而在我看來,政府對此基本上無能為力,很可能也不會為此做些什麼。事實上,從現在的情況看來,政府是在令我們的社會變得更酸。
──杜拉克,對杜拉克非營利基金會顧問委員會的講話,1992118

專注

宗旨使我們得以專注。你沒有時間去做人生中的所有事,但好消息是:人生中的事,不是每一件都值得做。容我引述杜拉克的一句話:「專注去做可以產生最大生產力的少數事情,愈少愈好。」專注發揮你的核心能力;專注發揮你的長處;不要耗費多數精力在瑣事上。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有意義,如果你希望你的組織有意義,秘訣是專注。做好幾件事便夠了。
──華理克,「杜拉克之友日」主題演講,加州克萊蒙市,20041113

最後這則令我想起杜拉克的這句話:
Do not believe that it is very much of an advance to do the unnecessary three times as fast. 別以為以三倍速度去做多餘的事,是了不起的進步。

此外,翻譯本書期間,寫過三篇與本書內容有關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