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3日 星期日

高爾泰:文盲的悲哀──《尋找家園》譯事瑣記


(收錄於高爾泰著作《草色連雲》,允晨文化出版)

我是讀著翻譯書長大的。一個窮鄉僻壤的野孩子,能讀到那麼多世界名著,我一輩子都感謝翻譯家們。

不少譯者,我視同作者化身。如葉君健就是安徒生,汝龍就是契科夫,傅雷就是羅曼羅蘭……

當然也曾夢想,能從原文閱讀,命運沒給我這個機會。

但是給了我另一個機會:自己的作品被譯成外文。

得失之間,有一個間隙,或者說錯位。這個錯位的體驗,值得說說。

一、

漂流之苦,首先不在失落,而在於同外間世界文化上的隔膜。

一本書,在國內受到政治過濾,被傷害的不僅是文字,還有人的尊嚴與自由。

那麼在國外受到非政治的、文化的過濾呢?不是體制性的,但有時同樣也是。

這個感覺,來自《尋找家園》的第一次英譯。

03年到06年,我在內華達大學維加斯分校(UNLV)當代文學研究所作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文學部門的負責人丹恩找到我,說在雜誌上看到《尋找家園》零星譯文,想給我出一本275頁的譯本。我問為什麼是275頁,他說,這個厚度的書好賣。275頁大致是我書第二部分《流沙墜簡》的厚度。商定先出《流沙墜簡》。如超過275頁,就稍微厚點;如不足,從一、三部分選譯補足。

文學所找了一位大牌經紀人,代理我和出版社談條件。按照共同簽訂的契約,哈珀柯林斯買下我書除中文之外的全球版權。英文版在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出版。出版後到各地巡迴朗讀,簽名賣書,參加法蘭克福書展。文學所付翻譯費,負責選定譯者。先是傳閱了一位中國資深翻譯家的試譯稿,一致認為。由懂英文的中國人來譯,不如由懂中文的美國人來譯。他們說,後者更瞭解美國讀者。以英文為母語,也更容易被接受。

在我看來,譯者瞭解中國和原著,比瞭解美國和讀者重要。特別是當代中國,外國人很難瞭解。「沒有在深夜裡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柴靜語),沒有經歷過毛時代的人不足以談中國。但是,考慮到市場和銷路,這個理由顯得迂腐。

UNLV一位華裔莊教授來訪,說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先生想譯我書,文學所已同意,托他來要我的書稿。我和葛從無聯繫,但赫赫大名,早有所聞。據說,許多中國名作家大詩人,都圍著他轉來轉去。不久前還收到國內一位朋友寄來的、那年四月《中華讀書報》上採訪葛的《十問》,告訴我這位美籍猶太裔漢學家,被哥倫比亞大學前東亞系主任夏志清教授稱之為「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我想這不會是偶然的,聽莊一說,倍感榮幸,立即就把書稿給他了。

果然是大牌權威,沒有問過我任何問題,譯本就到出版社了。速度之快,使我意外,使我驚訝,也使我有點兒不大放心。從文學所要到一份譯文副本,發現其中的問題,怎麼也無法接受。把意見寫下,請熟悉我書、中英文都好的幾位朋友給看看,他們同意我的意見,但都勸我接受。說,「著名譯者的譯本好賣」。說,「沒有更好的了」。說,「作者干涉譯事,會造成許多問題」。說,「沒有人這麼摳門」。都是好意。

可能是鑽牛角,我真的想不開。我覺得作品的生命不在書本,而在讀者的閱讀之中,一本被誤讀的書等於不存在,正如一本不再被閱讀的書等於死了。何況聽任誤導閱讀,近乎假面舞會。我知道假面舞會,於名於利有益。我知道朋友們的諄諄勸告,值得深深感謝。但是反覆考慮,還是無法接受。

最初想的,是和譯者溝通,請他按原文重新翻譯。人家不聽你的,纏不清。請文學所所長艾瑞克幫我堅持,得到的結果只是,補譯了原先被刪除的五篇中的兩篇:《石頭記》和《面壁記》。其餘三篇,《常書鴻先生》、《花落知多少》和《竇占彪》,不補了。理由是,已經超過預先約定的275頁。

我通知出版社,拒絕這個譯本。

出版社文學部門負責人丹恩來電話,說葛譯文很好,他要用。

我想試試,爭取責任編輯的支持。出版社在紐約,紐約的朋友出於好意,都不幫這個忙。說,你要在美國廝混,不能和主流社會對抗。說,同出版社部門頭兒的關係很重要,更不能得罪葛浩文。說,妥協是雙贏策略,退一步海闊天空……都對,但是我不想聽。後來得到在華爾街做事的廬歡女士的幫助,終於同我書的責任編輯聯繫上了。廬歡因此,接到一通粗暴電話,指責她沒資格插手此事,使我深深歉疚。

責任編輯凡雷恩先生同意我的意見。但是不知為何,他辭職了。走以前把我的意見轉給了接手處理此稿的第二位責編伯尼特女士。伯尼特女士也同意我的意見。但是不知為何,她也辭職了。

三、

《十問》中,葛浩文先生在反駁《紐約客》雜誌上厄普代克對他的一個中譯本的批評時說,「可是他不懂中文」。我知道,假如我公開批評他的譯本,他也可以說,「可是他不懂英文。」

我是不懂英文,不知道譯文的好壞。但是我起碼知道,自己的作品中寫了什麼,而譯文中沒有;沒寫的,譯文中卻有。這很容易看得出來。

其他方面怎樣,我不知道。這是文盲的悲哀。

葛譯和原文最大的不同,是加上了編年1949195619571958……,並且根據這個先後順序,調整和刪節了原文的內容。

由此而出現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可以在直譯和意譯之間進行再創造,也不在於是否可以按照歷史的原則,而不是文學的原則來處理文本。問題在於,所謂調整,實際上改變了書的性質。所謂刪節,實際上等於閹割。

書中許多人物的命運,並不互為因果。俞同榜不知道安兆俊,唐素琴沒見過常書鴻,五十年代末的警察和八十年代末的警察是兩撥子人……。有些人,我已認識三五十年;有些人,我偶然碰到,相處十幾分鐘,別後永沒再見,連姓名都不知道。有關憶述,獨立成篇,一個人一個故事。故事的份量和長短,不取決於見面時間的久暫,全是自然而然。無數小正常,集合成一個大荒謬,也是自然而然。

所謂自然而然,這裡面有個非虛構文學和歷史的區別。前者是個體經驗,帶著情感的邏輯,記憶有篩選機制,有待於考證核實。在考證核實之前,不可以稱為歷史。怎麼能將不同時期的細節調換編年,賦予一個統一的歷史順序,納入一個公共的大事框架?

何況此外,還有閹割。

既已拒絕了這個譯本,只要它不和讀者見面,這個不說也罷。但是,在頗有名氣的英文雜誌《目擊者》(Witness06年第二期上,看到葛譯的我的幾篇文章。其中一篇叫《狗》,我書並無此篇。我的書中,有一篇《阿來與阿獅》,講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家在山裏避難時,家庭成員中一隻山羊和一隻狗的一些瑣事,潛結構是相互間深情厚誼。這些,譯文中全沒有,只有結尾「一九四九年」以下的一點點:我家的狗(阿獅)被一個解放軍打死以後,我同他打架的事。沒了前因,後果就沒來頭,成了歇斯底里。別說情感的邏輯,連情節的邏輯都沒了。

《電影裏的鑼鼓》,寫反右運動。結尾是,二十一年後我回到蘭州,遇見一個老實巴交,當年也曾隨大流對我下過一石的同事,邀我到學校頂樓他的單人宿舍喝酒。告知在我被處理(勞教)以後,他在家鄉的妻兒先後死於大躍進和大饑餓,他無家可歸,所以老了還住在學校……樓外風景依舊,寒日無言西下。這個結尾,譯文中沒有。沒了這個,就沒了個體經驗中呈現出來的歷史多樣,沒了「右派」以外「人民大眾」命運的縮影,沒了淒清結局與熱烈開端的對比,以及喜劇性與悲劇性互相交織的張力結構。剩下的政治運動,已被千萬人反復講述,已成公式,還值得寫嗎?

《月色淡淡》中,我寫了一個天才的毀滅。我和此人素不相識,只因為在同一農場,月夜勞動,偶然遇到一次。也是偶然地,他說起關於生命科學的一個猜想,為難以證實而苦惱;說「將來出去了,一定要弄清這個問題」。譯文到此為止。以下被刪去的部分,也是全文的關鍵:三十多年後我來到美國,才知道他生前的那個假設,同時也是他所不知道的西方科學家們的假設,在他死亡二十多年以後,終於被實驗證明。沒有這個結尾,此文縱然還值得寫,性質完全不同,意義也小得多了。

《荒山夕照》寫的是,文革中我們七八個人被派到深山裏開荒。環境原始,生活簡單,但相互關係複雜緊張醜陋,和大自然的美形成強烈對比。諸如「總怕夜裏說夢話出賣了自己」,或者「這些理由沒人說破」之類的句子,以及關於「女兒酒」、「打鐵花」、烏魯木齊繁華等等的談話,也和大山大谷的描寫一樣,雖與情節無關,雖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一對一的線性關係,但是作為張力結構的審美元素,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不可少。譯文刪除了所有這些,只留下一個打獵故事,猶如電影裏的動作片……令人扼腕。

《逃亡者》原文的前半部分,寫上海知青李滬生的遭遇,讀者可以從中瞭解,什麼叫「全民皆兵」。親朋鄰里都「革命警惕性很高」,逃出去了也無處藏身,這是夾邊溝很少有人逃跑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四周沙漠戈壁圍繞,沒可能徒步逃脫。所有這些,譯文全刪,只留下一個冒失鬼逃跑失敗的驚險故事。但是,沒了天羅地網中絕地求生者不顧一切孤注一擲的精神張力,光是故事有趣,又有什麼意思?

《沙棗》譯文中,對於「月冷龍沙,星垂大荒,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及其前後文的刪除,性質類似,限於篇幅,茲不一一。

其實《流沙墜簡》的篇幅,超過275頁。經葛大刪大削,已遠遠不夠頁數,不得不從第一部分《夢裏家山》中選譯補充。

刪除的是重點,遞補的卻是雞毛蒜皮。

所謂雞毛蒜皮,是指從作品的整體結構中割裂下來的細節。細節是從屬於整體的。任何整體,都有一個結構。無論是詩的結構、戲劇的結構、理論的結構還是數學方程的結構,都有一個美或不美的問題。作品的美,在於各個局部與細節之間的有機聯繫。就像一棵從根本到枝葉生氣灌注的樹,割離了根本,枝葉會死。我書的根本,是人的命運。《夢裏家山》的根本,是我的親人老師同學們的命運:不問政治的父親被打成右派慘死工地,姐姐為父親痛哭被補打成右派勞苦終身,忠於黨國的老師同學,或坐牢或自殺或死於監獄……所有這些荒誕慘烈,譯文中絲毫不見蹤影。有的只是我小時候如何打架、逃學、留級之類似乎「有趣」的故事。

有問題如此,即使我懂英語,語言的好壞,還值得關心嗎?

四、

曾替葛浩文來向我要書稿的那位莊教授到亞利桑那開會,遇見葛先生,才知道我拒絕譯文的事,使葛非常驚訝。他讓莊轉告我,中國許多大紅大紫的著名作家,如某某、某某、某某某都說,只要是他署名翻譯,怎麼刪改都行。

當時一聽了之,沒反應過來。回答說,別人授權他改,同我沒有關係。

幾天後,莊又來問,翻譯的事,想好了沒有?

我才明白,葛先生托他傳話,是要啟發我重新考慮,不要不識抬舉。

葛譯本已使我驚訝,更使我驚訝的,是葛會對我的驚訝感到驚訝。

葛浩文先生,你不必驚訝。我不僅是拒絕一個不真實的譯本,不僅是拒絕一個大牌的傲慢與霸道;更重要的是,我拒絕一種,對於其他民族苦難的冷漠。

我們沒有大屠殺博物館,沒有受難者紀念碑,我們的奧斯威辛沒有遺址。只剩下幾個倖存者星星點點的記憶,在烈風中飄零四散。保存不易,憶述更難。流亡中寫作,字字艱辛。竟被如此糟蹋,說驚訝已太溫和。

五、

新譯者多賽特(Robert Dorsett)先生是詩人,執業醫生。不靠翻譯為生,只譯喜歡的東西。2001年曾翻譯我的《幸福的符號》,發表在國際作家議會會刊上,在法蘭克福書展獲得好評。他住在舊金山郊區,離艾瑞克家不遠,聽後者說了我的事情,對照原文和葛譯,證明我勘誤沒錯,表示願重新翻譯。艾瑞克又申請到一筆經費,資助重譯。但出版社拒絕合作,不肯推遲交稿日期。說已經簽定的契約,絕對必須遵守。

時間過於緊迫,來不及認真翻譯。多賽特先生在雜誌上看到,英國著名漢學家、倫敦大學講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卜立德(David Pollard)先生翻譯的我的五篇文章,譯得非常之好。由艾瑞克出面,請求卜立德先生支持。承蒙卜先生厚愛,俯允加盟,分擔了一半譯作,是此書莫大幸運。

作為詩人,多賽特先生所喜歡的,是《石頭記》、《面壁記》、《風暴》一類文字,說那裏面深層的東西最難轉述。但他沒到過中國,政治上有些隔膜。感謝伯克萊大學中國訪問學者王敦,就近給了他許多幫助。其餘問題,他來維加斯與我商量。比如艾瑞克建議,「火燒」、「油炸」、「砸爛」某某的「狗頭」之類,粗野血腥,應刪除。他問,這樣的標語,別的地方有嗎?我說那一陣子,全國都有。他說,那就不能去掉。

卜立德先生不在美國,只能通信聯繫。信是手寫,小而工整的漢字,蒼健有力。方言俚語,典故民諺,信手拈來,風趣幽默,透出深厚的中國國學功力。有時夫人孔慧怡女士附筆,娟秀與蒼健輝映。先生說,「拙荊同譯,買一送一,很划算的」。雖是玩笑,開得精彩。因為夫人的中國經驗,大有助於原文的閱讀。

雖然愛開玩笑,提問卻很嚴肅。對答案的要求,也都馬虎不得。

例如對《月色淡淡》中那位醫生1958年在夾邊溝農場說的話,同三十多年後我在美國讀到的一位生物學家在書裡說的話互相印證,他要根據。有些專業術語,「根瘤菌」、「腺粒體」、「原始細菌」……等等,他要復核。直到我找出那位生物學家書中的相關文字,複印了寄去,他才滿意。又如譯《運煤記》,他問「魏詩」是「魏風」嗎?我說是魏晉南北朝的魏,《采薇》是魏文帝作品。他問貴可稱帝,怎麼還「薄暮苦飢」?我說那就只能猜了,兵荒馬亂之中,什麼都可能的吧?再如譯《沙棗》,他問,十來個人的飯桶,「比汽油桶矮些粗些」,有這麼大麼?一勺子半加侖糊糊,那就很多啦,怎麼還吃不飽?這些量度,是我事後估計,未必準確。飯勺是鐵皮的,半圓形,近似半個籃球。桶是木桶,很厚,上大下小,有兩塊板子高出其餘,左右對稱,上有圓孔,可繫繩以抬。一下子說不清,我畫了個圖,兩人抬一桶,桶上掛著勺,給他寄去。他看了說,明白了。

如不明白,那就沒完。我相信,這才是翻譯。先生直言不諱,說他不喜歡《又到酒泉》中的部分文字。為表示尊重,我請他酌情處理。我說,這是十年敦煌的一個句號,我文革經歷的一個拐點,留下個痕跡就行。他刪除了有關軍區政委的部分文字,無傷整體。

第三位責編史密斯女士所處理的我的書稿,已經是這個新譯本了。不知為何,就在新書出版的同時,她也辭職了。來信說她喜歡這本書,很自豪編輯了這本書。她去了企鵝出版社,留下電話號碼電子信箱,囑我們保持聯繫。讀她的信,我們感到一份溫暖,也感到一份苦澀。

新譯本出版後,朋友們都說好。《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的書評也很正面。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薄佐齊先生,經常受命修改潤色總統、國務卿的講演詞和發言稿,他的夫人、傑出作家韓秀女士來信,說譯文很好,說Jeff一向對文字極為挑剔,也說譯文很好。「那是真的很不錯了。當然不能說無懈可擊,但是譯者忠實於原著,敘事的速度與節奏也讓讀者感覺貼心。很不容易。……總而言之,大作英譯成功地傳遞了您的心聲,我們為您高興。」這個權威的評論,更讓我們心裏踏實。

六、

但是我的不識抬舉,還是傷害了自己。新譯者日夜緊趕,終於如期交稿。當初不肯推遲交稿日期。說已經簽定的契約絕對必須遵守的出版社,無理違約,拖了又拖,一年多以後(0910月)才出版,新書出來,無聲無息。原先約定的宣傳活動,到各地簽名賣書、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等安排,全沒了。沒有任何解釋,牛!

但我毫不後悔,很慶倖擺脫了葛譯。

 
雖慶倖,仍有遺憾,新書的封面上,多了個副書名:「勞改營回憶錄」,很彆扭。裝幀卻是山水畫,更彆扭。

如果說美國沒有近似的歷史,因此造成隔膜,那麼有過近似歷史的波蘭出版的、波蘭文譯本《尋找家園》的封面,卻是一群現代中國女民工的照片。我書中沒寫一個女犯(因為沒有見過)。照片上的人物,身體健康,衣服完整,不但迴異於夾邊溝人,也迴異於當年的農民。不識波蘭文,不知譯者誰。收到四千美元版稅,一包樣書。光看封面,不像我的書。

 
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誰能想到,上圖那艷俗美女,會是楊顯惠《夾邊溝紀事》的英譯封面?不知譯、編者有無和作者溝通,只知道楊的文字難得,寓深沉於木訥,寓悲憤於質樸,和大戈壁鹽鹼地上那些無聲的慘烈渾然一體。封面反差如此之大,我真擔心楊著獨有的文學價值和人文精神,有可能被商業書市濾去。

巴黎的鳳凰書店出版社,要出我書的法文版。友人劉君夫婦,代我同法方經紀人聯繫。要求譯本不要改編、刪節、另起書名或者增加副書名,要求作者對譯文有否決權。難得經紀人同意,全都寫入了合約。雙方簽字後,寄來八千歐元。這是預支的版稅,按合約,書在2013年出版。

不知譯者是誰,經紀人一直沒說。拜託在法國的朋友,給聘請一位能夠對照原文幫我看看譯稿的校閱者。朋友很熱心,推薦了兩位可靠譯者。很遺憾,我沒資格聘請譯者,因為付翻譯費的,是出版社,他們才能決定。這時,譯者來信了,說喜歡此書,早已想譯,定會出好這書,請放心。署名宋剛,中國人。2013年到來的時候,法方經紀人告知劉君夫婦,宋剛沒譯,到台灣去了,書不出了。從法律層面上說,有約在先,可以和簽約對方談判。但我不想再煩,更不想讓朋友們再煩,那些個額外的心了。

所謂額外,是書以外。書的價值,書的命運,只有歲月可以鑒定,煩心也是白煩。當然我也願意有錢。「富果能求策吾馬」(聶紺弩句)。但是一介文盲,書錢之間沒門。縱有駑馬,安能策之?假面舞會非吾願,風行天下不可期,且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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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1. 商業活動呀,搵個好律師啦。人買你賣,你要乜控制權可列在合約中。當然你條件若太辣,出版商未必肯簽,睇你名氣而定。名氣大(唔等於作品好)之 Stephen King etc 都收錢就算,你出版商搵乜水譯點譯佢冇眼睇。既同意 275 頁,就應心知肚明是 abridged version。。。唉。從出版商角度,你原作者太 micro-manage 就唔該你自己譯番,最合你心水。假手於人又唔係出人工者,要學識妥協。唔想妥協,我重複:搵個好律師睇對方肯唔肯接受你之條款,contract laws 好複雜㗎。不過一涉商業,就莫太天真。C'est la vie, deal with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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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美國出版商權力好大㗎。就算美國作者,出版商亦有可能要你刪乜改物,你唔肯佢會叫你過主。當然太強勢有可能令佢錯失好作者,但商業機衡,你作者亦有可能叫好不叫座,係咪?所以出版商永遠握話事權,佢落幾多本推銷你本書可能決定你生死。。。你神級作者就當然不在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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